2月28日，农历正月十三，不少外出务工人员背上行囊，踏上外出务工之路，但在四川省大竹县清水镇老书房村，周红伟却迟迟没有动身。

　　一头是亲切的乡音、年幼的儿子，一头是繁华的都市、更高的工资，这让周红伟在去留间犹豫不决。“等过完元宵节再说吧。”坐在还未修葺完工的三层小楼前，他拿出手机，继续在两地招工信息中“比价”。

　　周红伟心头的纠结反映了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形势的变化。

　　在新时代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许多外出务工者迎来人生的“十字路口”。2018年节后农民工就业情况如何？“劳务大军”在构成与流向上的新特点意味着什么？这将会对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就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家乡“磁场”让“候鸟”不再远飞：

　　省内就业渐成首选，中西部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加速

　　人勤春来早。大年初四，成都市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便已开市。

　　据了解，市场前身——九眼桥劳务市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四川省最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集散地，也是珠三角、长三角企业来蓉招工的重要平台。但是近年来，入驻的用人单位基本上都是省内企业。

　　“以前我在温州的物流公司开叉车，离家远，休假少，拿到工资减去吃穿用花销后，还不如在这找工作合适。”遂宁籍务工者张龙向记者道出了不想再“舍近求远”的原因。

　　虽然大规模的“返乡潮”还未出现，但农民工就业流向已发生显著改变。“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拐点’出现在2013年。”四川省就业局副局长高峻告诉记者，“这一年，劳动力转移就业省内首次高于省外。”

　　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559.76万人。其中，省外转移就业1090.71万人，占比42.6%；省内转移就业1469.05万人，占比57.4%。成都市农村劳动力的省内转移就业比重更是达到91.2%。

　　农村劳动力“回流”的趋势同样发生在其他中西部省份。

　　据统计，陕西省670.4万名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中，有262.4万人为省外就业，占比39.1%。2月26日至3月2日，陕西省人社厅对咸阳、商洛和延安的62个行政村25805名在外务工人员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省内务工人数明显增多。

　　去年安徽省外出农民工群体中，省内就业442.9万人，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达到29.9%；省外就业992.5万人，下降到70.1%。

　　昔日“雁南飞”，今朝“凤还巢”。

　　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地区间日益缩小的收入差距，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关键因素。随着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深入实施，东部沿海地区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世界工厂”的重心向中西部迁移，“回流”的务工者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再次被“嵌入”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

　　“近年来，达州市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新兴产业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就业容量不断扩张，虽然省外劳务输出仍是主流，但省内转移就业呈逐年增长态势。”达州市人社局副局长陈健说。数字证实了他的判断：去年达州市省外转移占比64.5%，比2016年低3.5个百分点。

　　从全国范围看，2017年全年农民工总量28652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1467万人，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外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由2011年的62.8%下降到2016年的60.0%

　　“农民工就地就近工作意愿较强，说明农村转移劳动力正由单向流动转变为在城乡、区域间的双向流动，劳动力市场持续迸发出新活力。”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说。

　　从生存逻辑到货币逻辑、前途逻辑：

　　农民工求职更为自信从容，多元诉求倒逼企业提升软实力

　　据了解，2018年节后多个省份企业用工需求有所增长，招聘难度增大，供需关系的变化让农民工拥有了改善工作质量、维护自身权益的可能。对于“往哪飞”“干什么”，他们显得越来越自信，也更加从容和理性。

　　3月1日，蒙蒙细雨，但达州市“春风行动”就业扶贫招聘会现场依然人头攒动。转了半个小时，吕林峰对自己的工作“钱”景“有了底”：“我的期望薪资是5000元。”

　　“外出打工千般好，不能照顾老和小。”在省外打拼十几年后，吕林峰放弃月薪8000元的区域经理职位，回到家乡。不用东奔西跑，不用与妻子两地分居，他认为，即使收入下降也值得。

　　在另一个展位前，看着“招考海员，工作三五年，攒钱30万—50万元”的宣传单，乔继伟的眼中流露出对远方的渴望。“达州市消费水平不低，正常务工很难攒下钱。出去闯荡能开阔视野，我不介意工作强度大、风险高。再说，干活又有哪个不苦呢？”他边说边在招工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如今，“80后”“90后”甚至“00后”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相比父辈，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兼业性”在减弱，“职业性”在增强。他们不仅外出动机各异，对于工作环境、生活品质、技能提升、发展前途等，也有着更多诉求。

　　“抢人大战”日益激烈，使得东中西部企业大打“福利牌”“亲情牌”“发展牌”。你这边亮出“无人超市成本价出售商品”“公司自办食堂专业厨师做菜”，他那边提供“员工享有子女上大学补贴”等福利待遇，都是为了吸引外来务工者。

　　在成都富士康工业园招工大楼外，悬挂着“长期大量招正式工”的巨幅海报。“我们公司设立了内部推荐补贴等激励机制，智慧教育生态园、优生优育中心、千人电梯公寓及图书馆、台球室、健身房等文化娱乐设施也已投入使用。”成都富士康工业园人资经理李永中介绍，“我们正努力让厂区变为外来务工者的温馨家园。”

　　大企业有大企业的措施，小公司有小公司的办法。艾明物业、金牛保安、力业清洁等成都本地用工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更倾向于“用文化留人，用感情留人”。

　　“务工者所表达的诉求，是人民群众进入新时代后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体现。”朱启臻说，“在现阶段，一方面要给外出人员以人文关怀和平等待遇，让他们有归属感、尊严感，另一方面要为他们创造足够大的发展空间。”

　　让农民工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生力军：技能匮乏成高质量就业拦路虎，基层就业服务能力正提升

　　“招工难超乎想象。在四川建厂后，我还要从深圳调来50个人维持生产。”深圳金联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燕勇感叹自己是“抱着水缸喊口渴”。他说：“现在普工月薪已经开到4000元以上，只比深圳厂区的标准低500元，技工更是达到9000元。”

　　更让燕勇感到忧心的是返乡农民工青黄不接，从年龄结构到技能水平都难以达到稳定生产的要求：“返乡务工者多是‘4050’人员，家庭负担重，个人提升意愿弱，技能培训开展不起来，而这又影响到他们进一步增收致富。”

　　据统计，春节后5天，成都市用人单位通过公共人力资源市场登记招聘提供各类岗位8248个，入场求职2105人，求人倍率3.92，同比上升2.17个百分点。普工、技术工、青年工成为“香饽饽”。在农民工就业质量普遍有所提升的同时，就业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部分返乡求职者却面临着外出务工所学本领“无用武之地”的尴尬。

　　“希望家乡能够打造齐全完备的产业体系，让乡亲们回得来、稳得住、干得好。”节后，曾在广州市一家包装企业担任副总经理的黄新禄在达州始终没有找到对口工作，不过他依然相信：“家乡会越来越好，今后发展机会也会越来越多。”

　　在我国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是不容忽视的一环。面对经济新常态、产业新动能、用工新业态，使务工者完成知识更新和技能提升，成长为合格的产业工人，并与产业有效对接，显得尤为重要。

　　东风劲吹处，满眼尽是春。

　　3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农民工就业也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为农民工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责无旁贷。

　　“政府先把产业引进来，把我们送出去学习后再送回家门口上岗。”达州市大竹县牌坊乡土竹村村民申启燕说，“我对获得稳定的工作与收入充满期待。”2月24日，在县人社局统一组织下，她同另外449名务工者登上南下的大巴，前往福建三六一度公司总部参加岗前培训。

　　大竹县的实践，正是全国各地着力提升基层就业服务能力的缩影。随着产业经济发展与科技手段进步，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接的精准性提高，为各地人社部门完善服务、促进就业提供了有力条件。

　　“相关制度设计更加科学，制度安排更加健全，农村、小城镇和大城市的发展一定能相得益彰。农村转移劳动力无论在哪里务工，都能安居乐业，通过双手创造幸福生活。”朱启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