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节刚过，王绍林返乡创办的防盗门加工厂就正式开业了。

　　“我母亲比我还高兴。现在家乡政策这么好，很多外出打工的人都回来了。”王绍林的母亲是贵州省正安县第一批外出打工的“300娘子军”之一。如今，王绍林返乡创业，让深知打工艰辛的母亲倍感欣慰。

　　时光倒转30年。

　　1987年2月25日，正安县“300娘子军”南下广东番禺，标志着贵州省有组织、成规模地向沿海地区输出劳务时代的开启。

　　多年来，正安县一直保持全县70%以上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如今，正安县全面实施“返乡创业”大行动，一大批归乡之“雁”、还巢之“凤”，正在书写正安县新时代的历史篇章。

　　30年历史巨变。

　　从“离土又离乡、进城进工厂”的异地转移，到“离土不离乡、就地进工厂”的就近转移；从走出大山田野、奔赴东南沿海的跨省转移，到外出务工和就地就业的齐头并进……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路径几十年的演变，已然成为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历史变迁的最佳注脚。

　　当前，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7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超过1.69亿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改变了数以千万计家庭的生活，还直接影响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

　　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了哪些新特点？引起农村劳动力转移新变化的主要原因有哪些？新变化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展开了调查。

　　从“集聚”到“多向”——农村劳动力的有限性改变转移就业路径

　　刚从贵州招工回来的黄文娴最近一直愁眉不展。作为东莞会展国际大酒店人事主管，黄文娴已经连续3个月奔波在招工的路上。

　　“我们不仅到省内的梅州、韶关等地招聘，还参加了政府部门组织的赴中西部省份的招聘，但招工效果并不理想。”黄文娴说，中西部地区缺工现象日渐突出，这让东南沿海企业招工难度不断攀升。

　　在人力资源服务领域工作了近20年的赵双盈认为，农民工供给减少是导致各地招工难最直接的因素。

　　“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人口结构中适龄劳动力数量减少，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让很多年龄偏大、缺乏技能的农民工不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他们大部分选择返回家乡。”赵双盈说。

　　深圳奋达科技公司总经理黄汉龙对农民工就业选择变化深有感触。他说：“10年前是我们挑人，现在是农民工挑工作！”

　　据了解，我国农民工新增人数在2010年达到1245万人的峰值后逐年下降。2017年仅比上年增加481万人，增长1.7%。

　　“显然，农民工正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不再是取之不尽的蓄水池。”人社部原副部长杨志明说。

　　当前，由于农民工与生俱来的市场经济特质和供给的有限性，让其就业流向转移呈现“多向性”和“多元化”的特点。

　　2008年从甘肃到东莞打工的吕鹏飞，如今是广东生益公司的管理人员，但他一直没有把户口从农村迁出来。

　　“东莞是个好地方，企业也给了我很好的发展平台，但现在农村发展迅速，也许过两年我就返乡创业了。”吕鹏飞说，他的选择并非个例，乡村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在逐步增强。

　　“当前，随着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企业的工资优势渐失，乡村振兴战略让农村吸引力持续增强，再加之新生代农民工较之父辈已经由单纯谋生向谋取城市生活转变，因此转移就业选择更趋于理性和多元。”杨志明说，农民工就业选择的多元性加快了全国劳动力市场的流动。

　　作为农民工输出大省，四川省2017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559.76万人，其中省内转移就业1469.05万人，占比达57.4%。从2011年开始，河南省的省内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已连续7年高于向省外输出人数，农村劳动力向省内净回流已成常态。

　　据了解，目前，我国已有5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实现了转移就业，其中约有1.69亿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创业，1.13亿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新趋势显著，即从东部集聚到中西部聚集、逐步形成东中西部合理流动；从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到大规模的吸附在城镇稳定就业、逐步融入城市。”杨志明说。

　　从“城市”到“乡村”——返乡创业触动城乡协调发展“末梢”神经

　　2018年3月，河南省开封市屯庄村的段岗强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为青年创业打造农业科技创业大棚，让年轻的创业梦想展翅翱翔。

　　7年前，在外务工多年的段岗强返乡创办了创业园区。

　　“情怀和希望，是我毅然选择返乡创业的原因。”段岗强说，往日的家乡是放不下的牵挂，如今的乡村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目前，返乡创业园区已有7家企业，吸纳了1900多名村民就业。园区还成立了7个帮扶脱贫车间，帮助几百个家庭告别贫穷。

　　“有技术、有经验、有资金、有意愿的返乡农民工不仅可以将东南省份的制造业带回家乡，还可以在休闲农业、林下经济和乡村旅游等领域大展身手，充分开发乡村、乡土、乡韵潜在价值，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展创业空间，探索破解城市和农村协同发展难题的有效路径。”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研究室主任张丽宾说。

　　截至2017年6月，我国各类返乡下乡创业人员达700万人，其中返乡农民工占68.5%。2018年初，河南省返乡创业农民工已近百万人。

　　从昔日的“孔雀东南飞”到现在的“群凤归巢”，农民工从城市回到农村，催生了众多民营小微企业和农业新经营主体，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

　　2015年，在上海打工的“80后”农民工陈向飞返回家乡云南省红河州，创办了一家鲜花饼加工厂，吸纳了当地几十名贫困村民就业。

　　“顺产业转移之势，应家乡发展之需。”这是陈向飞对自己返乡创业的总结，也是很多返乡创业农民工共同的特点。

　　调查显示，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跨越式发展，产生企业集群效应，推动了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实现快速发展，促进了城乡要素合理流动。

　　近年来，我国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问题凸显。

　　“有的村子甚至找不到一个年轻人，留守儿童和老人的生存状态越来越让人担忧。”一直为农民工维权的“卧底局长”陈家顺说，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是解决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难题的希望所在。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以及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持续推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契合乡村发展需要，成为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就业增收、脱贫攻坚的新动力。

　　“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也是解决城乡诸多结构性矛盾的关键所在。”张丽宾说。

　　从平行到向上——新生代农民工“去体力化”促进职业向上流动

　　经过40年的城乡间流动，如今农民工在流动就业中平行流动和向上流动分化趋势日渐显著。

　　顺丰深圳公司招聘专员叶俊升，对农民工职业平行流动感触很深。

　　“这两年新增的快递员有很多来自工厂或快递公司，有的甚至是几年前辞职后又回来的。”叶俊升说。

　　据调查，家庭服务业、快递业等新业态是农民工劳动参与率最高的行业，2017年有3500万名农民工投身其中，这是农民工就业的新走向。

　　“职业平行流动的农民工的主要就业领域集中在家庭服务业、快递业、农村电商等新就业形态，而职业向上流动的农民工则进入技术工人的队伍，扛起发展现代产业的重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纪韶说。

　　2015年8月16日，来自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偏僻山区的曾正超荣获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冠军，实现了人生转弯。

　　“技能改变了我的人生，也成为全家人摆脱贫穷的希望。”曾正超说。

　　同样改变命运的，还有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39名来自农村的参赛选手。

　　据了解，2017年有100多万名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掌握高技能的新工匠。

　　“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逐渐表现出‘去体力化’特征。他们已从单纯的传统产业工人，转变为具有低端白领职业特征的办公室工作人员、高端服务行业人员等。有部分农民工从事的职业已经完全‘去农民工化’，他们成了技术精英、管理精英或私营企业主等。”纪韶说，2004年，农民工走进技术工人队伍的比例占农民工群体只有4%左右，2017年则上升至14%左右。

　　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从低端转向中高端的关键时期。

　　“从根本上说，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水平，促进他们在职业发展上向上流动，使其由中低端劳动向中高端劳动提升，从而为经济转型提供有力支撑，这是新时代的呼唤和要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郑超愚说。（王宝杰 李浏清 赵泽众）